旦暮之遇

张远山

“江湖”七见于《庄子》，未见于儒家十三经和其他先秦古籍，庄子的发明权无可置疑。“庙堂”既见于《庄子》，又见于另外先秦四书，尚须考辨先后。
《吕氏春秋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楚辞》三书，各一见“庙堂”，成书时间都晚于魏牟版《庄子》初始本（参看拙著《庄子复原本注译》，江苏文艺2010版）。
《礼记》二见“庙堂”，均在《礼器》。《礼记》各篇，撰写时间不一。王锷《〈礼记〉成书考》（中华书局2007版），根据《孟子·离篓》引用《礼器》“为高必因丘陵，为下必因川泽”，考定“《礼器》撰写时间在战国中期，《孟子》成书以前”。孟子又略先于庄子，可知“庙堂”并非庄子发明。
四书仅见“庙堂”，却无对词“江湖”。《庄子》七见“江湖”，二见“庙堂”，用作对词。《“江湖”的词源》已引“江湖”之例，今举“庙堂”之例如下。
其一，魏牟版《庄子》初始本，成书于战国末年。其外篇《秋水》引用庄子拒楚聘相之言：“吾闻楚有神龟，死已三千岁矣，王以巾笥而藏之于庙堂之上。”
其二，刘安版《庄子》大全本，成书于西汉初年。其新外篇《在宥》说：“天下淆淆大乱，罪在撄人心。故贤者伏处大山嵁岩之下，而万乘之君忧慄乎庙堂之上。”
先于庄子的《礼记》有“庙堂”无“江湖”，说明“江湖”为庄子发明。后于庄子的《吕氏春秋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楚辞》有“庙堂”无“江湖”，说明这组对词尚未通用。西汉初年的刘安版《庄子》大全本，沿袭魏牟版《庄子》初始本，这组对词仍为《庄子》独有。刘安所著《淮南子》均见“江湖”、“庙堂”，已使这组对词不再为《庄子》独有。此后司马迁《史记》、刘向《说苑》、班固《汉书》也都兼有“江湖”、“庙堂”，又使这组对词不再为道家独有，全民通用至今。尽管“江湖”的变文“山林”、“岩穴”也可与“庙堂”对举，但以对举“江湖”、“庙堂”最为常见。比如范仲淹的名言：“居庙堂之高，则忧其民；处江湖之远，则忧其君。”
《“江湖”的词源》业已辨析“江湖”的历史意蕴，今再辨析“庙堂”的历史意蕴。
“庙”即“宗庙”，属于王权法统。“堂”即“朝堂”，属于相权政统。王权法统和相权政统，是古今中外一切政权共有的两大要素。《礼记》以前的古籍虽然未见“庙堂”，但是《尚书》、《周礼》、《易经》、《左传》都有“宗庙”、“社稷”。“宗庙”即“庙”，“社稷”即“堂”。《左传·成十三年》：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。”国家大事有二，在“庙”举“祀”，属于王权法统；在“堂”议 “戎”，属于相权政统。
春秋、战国以前的西周，奉行宗法伦理，实行世卿制度。天子、诸侯是“宗庙”的嫡系后裔，是王权法统的继承者。卿相、官守是“宗庙”的旁系后裔，是相权政统的参与者。二者是同姓的一家人，此即所谓“家天下”。其时进入“宗庙”、祭祀王权法统的，进入“朝堂”、参与相权政统的，是同一群人。
春秋、战国所在的东周，礼崩乐坏，宗法伦理动摇，世卿制度崩溃，尽管“家天下”的本质未变，但是江湖庶民力量勃兴，游士遍地，布衣卿相。其时进入“宗庙”、祭祀王权法统的，是一小群同姓旧人；进入“朝堂”、参与相权政统的，是一大群异姓新人。
因此，春秋、战国以前的西周，法统、政统合一，仅是同姓王室嫡庶之间的权力分配与分工合作，其时分言“宗庙”、“社稷”，无须担心二者分裂，因而没有产生合言二者的“庙堂”一词的时代需要。春秋、战国以后，法统、政统分裂，变成同姓王权法统与异姓相权政统之间的权力分割与利益制衡，其时需要一个合言“宗庙”、“社稷”的名相，弭合法统、政统的人群分裂和利益分歧。撰于战国中期的儒书《礼记·礼器》，率先记下了应运而生的“庙堂”。道家集大成者庄子，随即以其广阔全面的社会视野，弥补了庙堂君子视野狭隘的选择性失明，发明了“庙堂”的对词“江湖”。后人无论属于儒家还是道家，再也无法回避庄子首创的二分法。
春秋末年的儒家始祖孔子，是中国第一位游士，周游天下十四年，一方面“宪章文武，祖述尧舜”，拥戴王权法统的至高无上；另一方面又追慕西周开国权相周公，提升相权政统的制衡能力。后世儒家，倘若仅知孔子拥戴王权法统的保守一面，就是“小人儒”；倘若兼知孔子提升相权政统、制衡王权法统的进步一面，就是“君子儒”。所以儒家集大成者荀子，把孔学宗旨概括为“从道不从君”（《荀子·臣道》）。后世君子儒，也把儒学传承称为“道统”，主张“道统”（用于指导政统）高于“法统”。
春秋、战国以后的中国，政治建构和社会结构产生了根本变化，小国寡民的分封诸侯联邦，变成了广土众民的中央集权帝国。王权法统的一小群同姓继承者，无力统治广袤的帝国版图，相权政统不得不对一大群异姓参与者开放。这一历史大势再未改变，但有两大事件主导了具体走势。一是战国时代的法家，强调王权法统对相权政统的绝对控制，而建立第一帝国的秦始皇尊崇法家，废封建（同姓后裔），立郡县（异姓官守），其后“汉承秦制”，“百代皆行秦政制”（毛泽东）。二是奠定第二帝国的汉武帝“独尊儒术，罢黜百家”，相权政统的大门，仅对拥戴王权法统的儒家单独开放。秦汉以后中华帝国的庙堂政治基本格局，就是同姓王室的王权法统，与异姓儒家的相权政统，在王权至上的前提下相互合作，在相权升降的博弈中相互制衡。庙堂政治格局的总体趋势，是王权法统日益加强，相权政统日益削弱。比如唐代以前，朝堂设有宰相专座，与君主分庭抗礼；宋代以后，朝堂撤去宰相专座，不能再与君主分庭抗礼。从秦至唐，王权对相权持续进行横向分割，但是分割以后的相权总和，即儒家官僚集团的力量总和，仍对王权形成重大制衡。从宋至清，相权继横向分割之后，又被一再向下贬抑。明朝干脆不设“宰相”，只设“首辅”，政统首领降为法统君主的第一助手。自叹被君主“倡优蓄之”的司马迁，仅是西汉小臣。明朝以后的大臣，也被君主“倡优蓄之”，动辄拉下裤子“廷杖”。
简而言之，从秦至清的两千年中华帝国史，王权法统不断压倒相权政统，庙堂权力不断侵夺江湖权利，专制力量越来越强。而欧洲从中世纪进入现代社会的历史，却是王权法统日益削弱，相权政统日益加强，江湖权利不断制衡庙堂权力，民主力量越来越强。例如英国开创的君主立宪政体，国王代表王权法统，是血缘延续的国家元首，成为民族国家的精神象征；内阁代表相权政统，是全民普选的行政首脑，推进现代社会的政治文明；议会代表江湖民众的诉求渠道，整合江湖、庙堂的利益博弈；媒体沟通各方信息，成为第四权力。庙堂权力的分割制衡，江湖权利的自由竞争，最终抵达了妥协双赢。
中共建政一甲子，法统、政统已传四代。前两代庙（党）、堂（政）合一，庙堂、江湖合一，法统对政统，庙堂对江湖，均具绝对权威，违背了庙堂权力必须分割制衡、江湖权利必须自由竞争的现代社会政治文明，发展效果难以恭维。后两代庙、堂渐分，庙堂、江湖渐分，法统对政统，庙堂对江湖，渐失绝对权威，庙堂权力的分割制衡小步渐进，江湖权利的自由竞争大步飞跃，发展效果远胜此前。虽然象征 “宗庙”法统的毛泽东纪念堂仍在天安门广场，但是庙、堂的政治建构，庙堂、江湖的社会结构，已在重大转型之中，主要是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，法统专制向政统民主转型。转型过程缓慢艰难而一波三折，庙堂、江湖均有治相乱相，仅见乱相者视为“礼崩乐坏”，仅见治相者称为“盛世重开”。未来中国究竟趋于大治还是濒于大乱，不仅仰赖于庙堂贤达的改革决心，而且倚重于江湖民众的巨大推力，最终取决于宗庙法统、朝堂政统的分割制衡能否良性互动，庙堂权力、江湖权利的进退博弈能否妥协双赢。